世界哲學大會期間媒體發布的“中國民眾最關注的十大哲學問題”裏,有這樣一條:人為什麼要講道德?

  說來話長。我們生活在一個道德的世界裏。我們總是把生活中的人、事、物區分為“好的”或“壞的”,總是借助“善”與“惡”的視角來評價和理解這個世界上發生的種種情形。道德的存在,幫助我們建立起較為穩定的人際關系、較為合理的倫理秩序,以及較為長遠的社會預期。就是人類數千年甚至數萬年來的生活狀態。

為了系統化的安排這些人去學習便出現了成人教育,這也是國家給的一次機會,近幾年多多少少會看到諸如此類成人招考資訊:高齡老人得某某大學錄取通知書,曾經保安大叔考取某985大學獲博士學位等等勵志新聞,成人高考於是乎也見怪不怪,這種亡羊補牢式的教育也是完成了前輩人對知識渴望的心願。

  幾乎所有的倫理學家都曾直接或間接地回答過這個問題,幾乎每一位對生活有所經曆和思考的普通人也會給出自己的答案。然而,這個問題之所以引人入勝,是因為當我們如此提問的時候,內心其實已經生出了另一個與之相關的問題:“人可不可以不講道德?”

  提出後面這個問題並不會讓人感到愉快,但它卻必須得到嚴肅認真的對待。這不僅因為兩個問題其實“一體兩面”,更是因為它們共同向我們揭示了一個事實,即道德乃是生活在一定社會環境中的人們的反思和選擇的產物。人類並非天生完美,更談不上是一種始終向善的生物。資源的有限、利益的排他、人情的糾纏,往往會影響我們,使我們即便懂得了道德的知識和原則,也依然不能按照這些知識和原則所提出的道德要求來行動。所以,我們不是“天生地”或“必然地”就生活在一個道德的世界中。我們賴以存在的道德世界,以及我們具體實施的道德活動,實質上,全是我們在“講道德”與“不講道德”的兩可之間經過權衡、反思而選擇了前者的後果。這恰恰表明,人是具有能動性的自由存在者;道德是奠基於自由意志和自由選擇的產物。相應的,“講道德”成為人這種生靈不僅顯著而且引以為豪的標志,也正是因為它構成了對人性本質的展示和呈現。

  為了表明“講道德”是人更願意(或至少是經過教育和勸說之後更願意)選擇的生活方式,倫理學家給出了許多論證方案。其中一種典型方案是,將“講道德”與個體的完善、集體的興旺以及人類生活的繁榮聯系起來;通過描述和闡釋道德對人類的自我提升、自我成就、自我超越的關鍵作用而證明“講道德”的必要性。這就是所謂的“崇高性論證”。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會強調倫理美德與實踐智慧,為什麼孔子和孟子會強調“仁義禮智”或“心之四端”,為什麼康德會把“可普遍的道德立法”列為理性行為者的自由本質,為什麼宗教家往往設計一些經由道德實踐而獲得解救的修行之途。因為他們都試圖表明,在推動人類走向崇高、臻於卓越的過程中,道德發揮著不可或缺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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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還有另一種論證方案可用於說明“人為什麼要講道德”。那就是“脆弱性論證”。與“崇高性論證”相比,後者的著眼之處不是個體的完善、集體的興旺或生活的繁榮,而是個人的生存、集體的維系或生活的延續。它的基本邏輯在於告誡人們,如果缺少道德,個體將無法繼續生存,集體將分崩離析,整個人類生活將退回到“叢林狀態”。原因在於,就其個體而言,人無論是在體力上還是在智力上都是極為有限和脆弱的。恰恰是這種有限性與脆弱性,使人必須通過某種方式聯合起來,建立互相幫扶和約束的秩序,結成擁有一定規則的集體和社會,從而確保每位成員的安全與發展。

  所以,功利主義者會強調道德對於趨利避害的基本人性的遵循與束縛,啟蒙思想家會強調各種社會契約的設計及其合理性,而那些受進化論影響的學者則試圖證明,我們這種“講道德”的人類的存活與繁榮,只不過是因為我們在生存競爭中勝過了那些“不講道德”的物種或人種罷了。

  兩種論證並非決然分隔。在回答“人為什麼要講道德”時,它們只是不同側重的回答方式。對於許多影響深遠的道德理論而言,其答案的內容往往兼而有之。比如,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就既可以從“脆弱性”的角度出發,證明階級社會條件下道德之所以產生的局限性乃至欺騙性,又可以從“崇高性”的角度出發,證明在無階級社會條件下道德對於人類自由全面發展的引導性與成就感。毫無疑問,在一個思想偏好日趨多元、文明互動日趨頻繁的現代世界裏,我們需要更多的、有價值的論證方案來回應這個問題,激發人們的思考,從而展現道德哲學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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